我的家里没有什么家具、电器摆设，如果不是一点装书的行当，用“四壁陡空”来描述我的家产似乎并不过分。
自小我就有读书的习惯。父母携儿带女，从都市回返乡村，穷是穷，书倒是不少，其中不乏好书、名著，也培养了一家人爱书读书的习惯。偏偏我逢上自己喜欢的书便要一睹为快，并有收藏的习惯。为了方便保存，确认是我的喜爱之物，我向人家说好话，向那些当时不十分吝啬的店家要几只空纸箱，再用一些硬纸粘糊一下，便成了我最初的“书箱”了。别看这些“书箱”并不气派，到我初中毕业时，收存的书已把好几个纸箱装得满满的，成了我向伙伴们炫耀的本钱。
还清楚地记得，收到岳池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为我要到外地去求学需要的钱物伤透了脑筋：必要的学杂费可以卖东西凑，衣服再缝补一下可以将就着穿，而要制一只可以装衣物的要花费好些钱才能买到的木箱、皮箱什么的并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我深知自己的家底，也不敢有任何的奢望，更不能与同学攀比。于是，怀揣录取通知书，带上两套换洗衣服，提着恋恋不舍的几纸箱书，迈进了岳池师范学校大门。
那时学校给我们的助学金是每月十五元五角的饭菜票，而票的面额是细化到以“分”为单位的。领到票后，算计着吃，多素少荤，不敢大吃大喝。又害怕这用纸做的十多元钱的饭菜票不慎丢失，便想办法东放西藏，枕头心里，席子下面，草垫中央，没有锁扣的纸箱里面的书面里，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但寝室丢失饭菜票的事屡屡发生，我也没有幸免。
终于在放假归家时，我支支吾吾地向家里人提出要买一只箱子。没办法，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踌躇了好久，最后还是同意给我买一只木箱，凑足八元钱叮嘱姐姐带我步行到十多公里外的双河场去买。姐姐领着我到商店一家一家地寻，皮箱、藤箱、密码箱价格都很高，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卖木箱的卖主，辛勤地讨价还价之后，终于以八元钱的价格成交。看着已经属于我的这只木箱，心里那种高兴劲，谁有我更清楚？
我读师范那几年，没有购置过任何衣物，实际上这只木箱除了顺便放放饭菜票和两套换洗衣服外，其余尽是书。后来干脆把衣服叠好放在枕头下面，这当初用来锁饭菜票的小木箱便地地道道地成了我的“书箱”了。
师范毕业我接到调令后，是十五岁的弟弟挑着一端是木箱、一端是纸箱的行李陪我去天池初级中学报到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宿舍，放了一张长6尺、宽4尺的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洗脸架，一张共存放锅碗瓢盆、灶具和煮饭吃饭用的课桌，要给木箱、纸箱在剩下的空间找容身之处，便要动许多脑筋了。有了固定的工资，经济上渐渐宽裕起来，别的地方吝啬了又吝啬，买书倒从不犹豫，慷慨得很。新书渐渐地多起来，旧书又舍不得扔掉，案前、床顶、床脚、墙壁都派上了用场，后来干脆将四尺宽的床腾出一半，用来搁书，取放也方便。在天池工作那几年，买的书也罢，租来的书也罢，到底读了多少册多少字，已经没有数了。
书在不断增多，来小屋聚过的同事和朋友都说该再买一个书架。我采纳了这个意见，花了12元钱请山上的一位匠人比着我陋室可以容下的空间做了一个竹书架，把书往上一搁，还真的挺顺眼。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领完领尽只有45元钱，除了自己消费外，还要孝敬父母和救济正在读高中的弟弟。我何尝不想早点有这么一个书架呢！
因为工作变动，迄今为止，我已经六次搬家，书箱和书架便随着我走了七个地方。搬家最苦恼的，就是这些书了，又多，又重，又担心丢失损坏。为了方便，把这些书用箩筐装、用绳索捆、用麻布口袋盛，什么方式都用过。每一次搬家，都有人劝我扔掉这些破烂（即这些破旧的纸箱、木箱和书架）。有一次从天池学校搬家到华蓥市委市政府的机关宿舍，一捆书和几百封信件从车里掉下，幸好被天池一个自称崇拜我的一个“彭”姓女孩捡到，专程把书、信送到我手中，否则，我又要遗憾好大一阵子。为此，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一百封书信》的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迁入新居后，面对书房里的满屋狼籍，我一直想，有一个漂亮的书柜摆在房里，那多好。一天，我出差回家，推开书房门，屋内的新摆设使我眼睛为之一亮：两个高两米、宽1.6米的书柜立在屋里，几千册书已分门别类的摆好。原来我的心思已被妻窥出，趁我出差之际，悄悄买回来，并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把这些书一本一本地整理好，给我一个惊喜。知我者，妻也！在我这个收入甚微的工薪阶层的小家，花费两千多元为书呆子制一个做梦都在想的书柜，这是要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要做认真准备的。
有了木箱，仍舍不得扔掉纸箱；有了书架，仍舍不得扔掉木箱；有了书柜，那些看来已不值钱的纸箱、木箱和书架还是舍不得丢掉。有朋友说这几件陈放书的工具摆在一起有点不协调，可我自始至终没有这种感觉。到过我书房的人中有不少是高层领导、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学者，居然都对我的书箱、书架、书柜颇感兴趣。是啊，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乍会有我内心这种独特的体验呢？又乍会有我对书箱、书架、书柜这几件东西的这种难以言说的感情呢？
1996年8月20日于广安“静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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