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我在稿笺中写过好多次了，但就是一直没有形成文章。一个人是绝不愿意自己生病的，真的生病了，便想入非非，感慨良多。病好了，常想把在病中的感受记录下来。
　　
　　一
　　
　　1995年年底在岳池出差的时候，突然胸口发闷，呼吸吃力，食欲不振，浑身疼痛。也许正是过去没有生过大病的原因，我没有当作一回事。实在无法坚持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几个朋友陪我去县人民医院诊断，交钱，挂号，寻值班医生，才终于在一个正贯注地捧着一本不知是武侠小说或是言情小说的医生面前坐下。还没听完我的病情介绍，他就已经将两天的止痛药消炎药的处方开好，然后又全身心地研究他的读物去了。我简直难以承认他是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朋友们有的带我去别的医院看病，有的为我倒开水服药，有的为我安排住宿，并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留给我（假如出现意外，好联络他们）。服了药，居然一点不顶用。这一夜，我忍着浑身的痛楚盼到了天明。我分明感觉到这已不是一般的感冒了。一大早，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径奔广安县人民医院。因为车子颠簸起来胸部很疼，只好请司机慢慢行驶，半个小时的路程，竟跑了两个多钟头。
　　
　　这天的病人特别多，专家门诊已排了一个长队。医院的团支部书记为我开了“后门”，越队坐在了医生面前，望闻问切，初步诊断为气胸。常规检查，尿血化验，透光照片，医生确诊我的左胸已患自发性气胸，且非正常胸气已达95%，并波及到了右胸。医生警告我已有生命危险，须立即手术。哭成泪人的妻子赶到医院时，我已住进了县干病房，单位领导闻讯赶来时，两个内科、外科医生已经在为躺在病床上的我做手术了。之前，由于我随身带的手术费不够，医院的团支部书记已为我将要发生的住院、治疗费签字作了担保。
　　
　　听说要在胸膛上打洞，我向医生请求：除了手术以外，还有不有其他办法？医生告诉我，目前的病情已无他法。此时此刻，我仍很惋惜：自己美丽的胸膛从今天开始将会有一个永远的疤痕了。
　　
　　手术很顺利，但就是持续时间太长，伤口钻心地痛。只记得一针麻药之后，医生在我的左胸用刀子划开一层皮，然后用一个很尖很硬的金属器使劲钻下去，直通肺部，如是反复几次，之后将一根塑料管子直插钻下的洞，再用线缝合伤口，固定装有液体连接排气管的容器。在手术的时候，我只感觉从来没有过的疼，疼得满脸是泪水，嘴在不停地叫唤，热乎乎的血从伤口流出来，好象还有呼哧呼哧的响声。妻子紧紧的握住我的手，淌下的泪水比我流的泪水更多，同事们和十多个在这里实习的川北医学院的女学生将我的手脚紧紧地按住，病房门口挤满了紧张得叹息的病人和亲属。
　　
　　二
　　
　　手术完后，疼痛减轻了些。看着满屋子为我着急的人，我忍着伤口的疼痛，强打起精神，说起笑话来。门外进来一对中年夫妇，男的自我介绍是县林业局的秘书科长，也患了气胸，他妻子陪他到医院来准备做手术，问我手术疼不疼。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听我介绍后便为手术做准备去了，还说做完手术再来和我聊。
　　
　　为了消除病房里正在弥漫的压抑气氛，我一边在脑子里搜集贮存的笑话，一边尽量风趣地说给大家听。突然，隔壁病房有人在忧伤地哭泣，紧接着是一连串响亮的鞭炮声。动作快的人跑进病房来告诉我：刚才到病房来打听气胸手术的那个林业局的秘书科长在手术台上死了。
　　
　　病房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刚刚还在编着笑话神聊的我再也轻松不起来。一直对身体很自信的我从来不怀疑自己有何疾病，也从来不对病例做了解和研究。老实说，过去我从没有听说过气胸这种病，不知道气胸是怎么一回事，医生开头说很快会有生命危险我还认为是夸大其辞。但我不得不面对这位与我患同种疾病的秘书科长由活生生的人突然这么快地死去的事实。医生还没有把他的手术做完，即使给他把手术做完，他也不可能再来和我聊天了。
　　
　　我开始设计我自己了。
　　
　　读了十多年的书，受了二十多年的苦，实际工作刚刚十年，写了几本不厚也不薄的书，还没有迈过而立之年，还没有为人之父，突然得了一种从来未听说过医生也说并不致命的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给自己的一生划一个句号，心里真的不服气。林业局这位秘书科长的死是在向我暗示什么么？
　　
　　尽管手术后需人料理，可我却不愿意让我的亲人和朋友们为我担心。我反复嘱咐妻子封锁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可还是有不少亲朋好友闻讯陆陆续续来看我。妻子忧伤而耐心地服侍我。从医生和亲人那里丝毫觉察不到我将“寿寝正终”的迹象。我心情稍稍稳定了些。我不相信二十八岁会是我一生的终点。就这样，我满脑袋思想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两夜。头睡晕了，颈子睡酸了，背部麻木了，轮流打吊针的两只手浮肿了，吃饭靠人喂，不习惯的睡着排泄令我格外难受，连排大便也要借助“开塞露”。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醒来，望着没有多少生气的灯光照着的天花板，便自觉不自觉地想那情绪低落的事了。一遍又一遍地在头脑中重复不知是什么时候听到的或读到的一句话：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三
　　
　　妻子回家为我做晚饭去了。与同病房的县政协主席闲侃，不知不觉中疲惫地进入了梦乡。醒过来时，已快七点了，突然感觉伤口很痛，再一看排气管，溢满了一大截鲜红鲜红的血，把我瞠住了。妻子提着饭菜，一进病房就发现不对，叫护士，喊医生，打电话告诉我的同事们。护士来了，主治医师来了，为我做手术的内科、外科的主刀也来了，退了休的护士长也闻讯赶来了，正在忙着做饭吃饭的同事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
　　
　　担架抬来了，我被生拉活扯地抬到了担架上，拿的拿棉被，举的举输液瓶，提的提排气管，扛的扛担架，十几个人很吃力地抬着我拐弯抹角地到放射科去透片。担架很窄，担架的两个铁棒又冰又重又粗，夹着我想叫喊。不知是哪位抬担架的朋友幽了我一默，笑着说了声“王富强，你乍这么重哦？”跟着一串笑声，我自己也笑了起来。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曾听说抬着快见阎王的人会感觉很重，我离死亡已经很近了么？
　　
　　透片后我又被抬进了病房。两个医生坐在我床前一言不吭地抽烟。一位来探望我病情的领导背着手在病房里来回不停地走动。
　　
　　我想起一个实质性问题，忍不住问：
　　
　　“医生，没多大的事吧？”
　　
　　“……”
　　
　　“我现在这种情况有危险吗？”
　　
　　“难说”。
　　
　　“会死吗？”
　　
　　“说不定”。
　　
　　几个人伏在我的耳边说：“他们是不是想要你表示表示？”我没吭声。
　　
　　顿了顿，我说：“医生，你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给我把手术做成功，把我的病治好！我才二十八岁。我的生命和成就不能停滞在二十八岁！”（这句话，后来竟成了朋友们取笑我的典故。）
　　
　　“要多少钱，你们开口吧！”当时，我似是豁出去了。
　　
　　听了我的话，两位医生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向其他人问起我的身份，最后将烟灭熄，戴上手套，开始手术。
　　
　　这次手术用的麻药比上一次多，但我却感觉比上一次更痛苦。手术不是很顺利，先后反复了几次。我紧紧地咬住牙，没有吭一声。只是泪水关不住，顺着脸颊流在耳心里，顺着鼻梁流在口腔中，有一种涩涩的感觉，又似乎说不清什么味道。
　　
　　手术完了，目送医生从病房里走出，聆听他们的脚步声渐渐消失。我没有说谢谢，不知是忘记了，或是不愿意。那时刻好象又想：自己无愧在这个星球上的二十八个春秋。我就这么怕死么？真正死了，又何足惜？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同事和朋友们还留在病房。妻子一边言谢，一边打发他们回家休息去了。同样，我没说谢谢。我突然觉得：既然来探望病人，又何必要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对他们说谢谢呢？
　　
　　四
　　
　　平静地度过了一夜。
　　
　　清晨醒来，我什么话也不想说，睁着眼睛想自己的心事。我想起小时候有点小毛病母亲为我熬药喂药的情形，想起我曾经向病人问寒问暖的往事，想起已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的自己。
　　
　　不知是不是悲观。我想起一系列亡了的病了的亲人和朋友。父亲辛勤了几十年，一场病使他痛苦地活着又痛苦地死去，尽管他已越过了花甲之年；我读师范时的一位老师正是年富力强时，被癌症夺走了宝贵的生命；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因肾功能衰竭花费了十多万元作肾脏手术移植，足不出户空有一身抱负；我的……
　　
　　我还想，这些年来我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写作为了什么呢？假如今天我一病不起香消玉殒，除了了解我的朋友们能够极尽才华为我写一篇漂漂亮亮让人慨叹的悼词外，还能怎么样呢？那几天，我真的很悲观很消沉。名和利，一下子就淡了。
　　
　　妻子从家里带来一大叠书和新近收到的信，鲁迅的全集，梁实秋的散文，贾平凹的文集，于秋雨的《文化苦旅》，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巴金的《随想录》……读上几页，又合上书想，假如命不该绝，康复之后我一定要写一篇关于我在病中的文章。
　　
　　与我同病房的已经七十多岁的政协主席和我成了好朋友，与我无话不谈，甚是投机。他远在辽宁的当医生的女儿回来探望他，瞅见我的痛苦模样后，找来几块木板和纸板垫在我的身子下面，嘿，竟一下就好多了。医生、护士和那些实习生也与我亲近多了，有的说她读过我写的书，有的说她会唱我创作的歌曲，有的说她读高中时听过我作的成才报告和专题讲座……最飘飘然时，我感觉自己由渺小变得有些伟大了。慢慢地，我心情开始好起来了。
　　
　　五
　　
　　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在走廊上和空坝里慢慢地走动了。
　　
　　伤口还要等几天才能拆线。我想起住院前曾跟四九滩电站有约，以广安地级机关团委和四九滩电站的名义联合举办“‘四电杯’我为广安献青春演讲比赛”。自己身为广安地级机关的团委书记，因为还有一些事宜没有商定，这些天我一直惦记着，趁医生和妻子不在的时候，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四九滩电站。
　　
　　在活动方案、合作方式和操作流程上我们很快达成一致性意见。他们问起我是否在住院，我否认说患了点小感冒，已痊愈了。对我这点敬业精神，他们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尽力把活动配合搞好，并坚决地留我吃饭。我没告诉他们，我刚从死亡线上散步回来，术后还未拆线呢！
　　
　　妻子在医院的里里外外找了好多遍，自然着急得很，见着我就把一肚子的酸气和连日来的委曲往我向上发，骂我只要工作不要命。这时候我突然想，将来我真的死了，可以告诉给我致悼词的朋友，如果找不出我的什么优点和业绩，妻子骂我的这句话是可以写入悼词的。
　　
　　六
　　
　　拆线后，在医院里更是呆不住了。办毕出院手续，就想往办公室跑。和妻子卷着铺盖走出医院大门时，正好看着一个摊位上不少人正在称重。摸出五角钱，往上面一站：住院十天，身高没有缩短，体重倒是由住院前的69.5公斤下降到了60公斤。
　　
　　在恢复身体的那些时间里，领导、同事、亲友都远远近近地来探望我。我真正地感受到，还有那么多的人在关心和爱着我。
　　
　　不久，又传来与我同病房的县政协主席与世长辞的消息。
　　
　　同事们悄悄地告诉我，在我第二次手术的那天夜里，同单位的一个身体孱弱的女同志，使出周身力气扛着担架送我到放射科去透片，恰在这时她的“例假”来了，红红的液体浸透了她的裤袜，痛苦了好久，至今还在卧床调养了！我连呼罪过。后来好几次，我都想去问候、安慰和谢谢她，酝酿了很久，不知该怎样启齿，终于没有那样做。就让她的这份真情和付出长留在我心底吧！
　　
　　1996年冬病后周年